中美对抗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中美经济对投资者的意义

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并成为新常态,夹在中间的公司和贸易伙伴纷纷努力满足全球科技行业的需求,而这一行业实际上正在一分为二。

要点

昔日的“两国集团”逐渐分道扬镳,在此过程中,科技已成为产业和政治的角力场。


虽然科技产业的分化并不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的最有效方式,但它确实有一些好处。


美国及其盟国的本土就业岗位有所回流,而中国则已开始挑战西方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我们看好这些转变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两国都具有全球影响力,但却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政府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尽管如此,几十年来,这种“两国集团”(或“G2”)关系似乎对双方、大亚洲区乃至世界都很有利。 

过去10年来,随着中国寻求扩大其全球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两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的反应是将技术作为其政策回应的核心。鉴于中国有能力复制美国知识产权,美国正在限制中国获得芯片、芯片制造技术和其他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美国和西方国家还认为,中国制造的一些科技产品带来了安全和监控威胁。这种态势在两国之间制造了裂痕,使中国开始寻求发展自己的技术工业基础。

虽然科技产业分化的效率和成本效益不及全球化模式,但也存在一些益处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半导体供应链、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冗余就是这种分化的结果。这增加了两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由于两国争夺资源,这在短期内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胀。  

最近,随着中美为缓和双边关系逐渐加强对话,另一种可能性也随之出现:原本有所疏远的距离最终会促成更文明且更稳定的双边安排。  

G2双强分道扬镳的起因

2018年6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关税,以打击其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图1)。此举引发了两国之间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贸易战行动。拜登总统继任后保留了这些措施。 

面对疫苗和医院收纳能力的不足,中国实施了严格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使中国出入境和在中国境内旅行几乎成为不可能,并且不时实行的封控措施抑制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其更加孤立。 

在此期间,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对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发展至关重要的某些芯片,中国随后限制了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必不可少的稀土元素的出口。随后,拜登政府再次加码,以国家安全为由,提高了美国企业投资部分中国企业的难度。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台湾问题成为更重要的政治热点。在南希·佩洛西和其他美国民选官员飞抵台北声援的同时,中国也加快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带来比预期更为严重的后果,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境。中国加强了对外国公司中国业务涉嫌间谍活动的执法力度。面对日趋恶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在该国的未来。

图1:中美之间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税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贸易地图和贸易准入地图,以及中国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公告,截至2023年11月22日。 

新现状的影响

从数据角度分析,G2双强分道扬镳对全球供应链、贸易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自2022年第一季度达到峰值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30%,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稳步上升,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持平(图2)。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两个盟友(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也急剧下降,截至2023年10月,年初至今的降幅分别为29%、24%和13%。

图2:美国从中国、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和墨西哥的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截至2023年11月22日。注: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一些主要的东盟国家。 

2023年3月,美国与日本达成协议,通过开发使用较少稀土的电动汽车电池等战略,帮助加强彼此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方面,与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制造业职位发布数量不断攀升,2023年可能会超过400,000个(图3)。根据回流计划(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数据,如果达到上述结果,美国将恢复2010年之前因离岸外包而流失的500万个就业岗位中的40%。许多职位发布都偏向于美国近期产业政策所指向的领域。 

这些职位发布中的近乎一半属于电气设备类,其中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图4)。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类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机器人、无人机和半导体。化学品类:制药、可再生燃料和稀土产品。

图3:美国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职位发布数量

资料来源:Reshore.org,截至2023年8月18日。仅作说明之用。 

图4:预计2023年按行业划分的美国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职位发布占比

资料来源:Reshore.org,截至2023年8月18日。仅作说明之用。所有预测均为观点的表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亦非对未来事件的保证。

西方企业退出中国

中美紧张局势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逐步影响了在华美国企业的信心。2023年,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表明,325家企业中,只有52%对中国五年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这是自1999年开始该年度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1对中国涉及外国公司的政策法规感到不安是另一个担忧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要点是,这些公司中有40%(高于一年前的34%)目前正在重新调整或寻求重新调整原本投向中国的投资,主要转向东南亚。部分原因可能反映了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管理的更广泛转变。但一些公司明确认为中美关系对其业务成功至关重要,46%的公司认为双边关系将继续恶化。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规模、影响力和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也不容忽视。当被问及是否要将现有的制造和采购转移到中国境外时,美国商会调查的74%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没有这样的考虑。但似乎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当今的中国制造视为在中国销售的战略,而不是更有效地向全世界销售的战略。  

中国也一直在进步。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和制裁促使中国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和创新。其结果是,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制造和第五代和第六代(5G和6G)移动通信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追踪的44项技术(涉及电池到超高音速技术等领域)中,中国在37项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独特优势包括纳米材料和制造、用于发电的氢和氨以及合成生物学等。 

前瞻性影响

未来十年紧张局势可能会频繁出现。尽管台湾地区的选民似乎并不愿意制造纷争,但其2024年1月的选举将受到中国大陆的密切关注,美国也将监视中国大陆的反应,反之亦然。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周期中很容易出现鹰派的地缘政治言论。抛开这些言论不谈,威慑和军事力量投送等行动可能决定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未来接触与合作领域的底线是上升还是下降。

拜登政府将其针对中国的敏感技术战略描述为“小院高墙”。2“小”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政府考虑限制对从事生物技术和关键矿产开采的中国公司的投资。还有一个问题是,与芯片相关的禁令是否会扩大到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电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程度,更不用说以这些行业为其主要市场的西方大型科技公司的利润了。

近几个月来,情况变得更加明朗。在10月份最新政策发布后,针对旨在弥补被禁高端技术类型方面漏洞的强化规定,一些美国和欧洲芯片设计商和设备制造商逡巡不前,同时也承认他们预计目前这些新规不会对销售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国也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喘息空间。华为最新推出的手机Mate 60 Pro标志着在5G和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方面取得了突破,并具有连iPhone都不具备的卫星通信能力。

中国对科技竞争的应对

由于西方的禁运,中国无法再进口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荷兰制造的“超紫外线”(EUV)光刻机。作为替代方法,中国开发了一种使用粒子加速器来压印纳米粒子尺寸电路的新工艺。雄安正在建设一座大型工厂。就在今年,中国大陆的制造商被认为在芯片的处理能力和速度方面相比海峡对岸的同业落后了8年。 

无论巧合与否,就在2023年5月于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总统宣布与中国的关系将很快缓和。两国高层官员随后开展较为频繁的会面,为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中旬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的颇具建设性的面对面会谈铺平了道路。  

中国每月仍然会接收数十亿美国设计的芯片,而美国仍然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无论好坏,这两个国家仍然高度互相依赖。现在,随着两国各自感到更加独立,也许他们可以更久地维持“一如往常”的状态。

投资影响

作为投资者,我们认为应寻求投资组合的地域多元化,并通过配置来发掘并把握全球领军企业、灵活的参与者以及供应链转型和贸易模式变化的受益者。除了美国和中国,此类公司还分布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越南和墨西哥等友邦、盟国和贸易伙伴。

总体而言,尽管就业机会回流美国,但要一对一地替代在中国进行的生产和制造,成本会十分高昂。通过集成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物流技术,以应对与回流相关的更高劳动力成本的制造商将受益最大。受益者还包括这类设备的供应商,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型工业自动化和供应链管理公司。另一个赢家应该会是拥有或控制大西洋两岸大部分工业区和仓库地产的大型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在供应链中最敏感的部分,台湾地区的主要芯片制造厂商并不希望在美国和欧洲建立新的产能,而西方国家出于安全考虑正迫使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能把这些业务留在台湾地区,经济效益会更好。)然而,对于这些晶圆厂需要使用的高端设备的生产商来说,所有这些新的制造工厂都会带来净利(假设他们能满足订单需求)。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新产能建设应足以抵消设备生产商在中国业务的下滑,而中国似乎也将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自己的高端供应商。

此外,对于反应灵活的公司来说,还有一个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我们认为在2024-2025年,当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在放宽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下加速发展时,全球大多数企业都将受益于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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